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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13-06-05   作者:本站编辑   来源: 未知  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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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常连安先生是老一辈相声演员。他生于1899年,卒于1966年,原籍北京,满族正白旗人。常连安幼年家境贫寒,七岁丧父,与寡母度日,衣食无着,被迫卖与朱姓京剧艺人为徒,写有卖身契。八岁时开始用“小鑫奎”艺名登台演出,扮净角。他嗓音宏亮,颇为观众所爱。1909年随师去东北搭班,备尝艰辛。转年,又从吉林至海参威献艺,连演三月,末打开局面。朱因负债过重,将小鑫奎转卖给一个姓丁的京剧艺人以“童伶花脸赛金钟”为号召,在东北各地搭班。十三岁时,一场大病几乎使他丧生。十五岁时他幸遇良知携带返京,带艺加入“富连成”京剧科班,叶春善先生安排他入二科,萧长华先生为其定名连安,与马连良、于连泉(小翠花)同科学艺,曾在开明、华乐园、三庆等剧场短期演出。十八岁出科后因“倒呛”,高腔唱不上去,遂改教戏,曾协助吴铁庵排练老生剧目,并向民间艺人学会了戏法和十不闲、莲花落等。脱离吴家后,较长期在绥远、包头、张家口、宣化一带“撂地”变戏法和唱太平歌词。娶妻后双宿双飞,过着跑码头的流浪生活。二十四岁喜得长子,暂时定居张垣。此时,他结识了辛文利等人,他们联合演出,在一起切磋技艺,后结拜为义兄弟。他们是大哥:辛文利,变戏法,撂地时的“穴头”;二哥肇锡贤,变戏法,联系演出,著名相声演员赵佩如之父;三哥焦少海,相声前辈焦德海之子,赵佩如之师;四弟常连安;五弟陈荣启原说相声,三十岁后改说评书。故此,同行们都习惯地称常连安为“四叔”,其实他在常家并非行四。

  常连安的长子乳名柱子,四岁时就随父撂地,因天真活泼,被当地人戏称为“小蘑菇”,不久就叫响了。初时只是为父亲站场子,逐渐地学会打锣、翻跟头、拿大顶、滚毛等技巧和问答逗笑,烘托演出,造成火炽气氛。六岁后又随父母走遍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沈阳等大城市,每到一处打场子“撂地”,均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帮助,遇有干扰和勒索时,总是有一些好心的“叔叔大爷们”出来排难解纷,慷慨资助。这时小蘑菇出息得更加伶俐可爱,常连安教会了他不少的“戏法哏”(也就是小段相声),如《蛤蟆鼓儿》、《小抬杠》、《算人口》、《家堂令》等,经他演来天然谐趣,为演戏法增添了色彩,也为正式说相声打下良好的基础。“小蘑菇”九岁时,经陈荣启介绍,在天津正式拜“幽默大师”张寿臣先生为师。当时,张寿臣正和陶湘茹搭伙,在泰康商场歌舞楼为“鼓界大王”刘宝全担任“倒二”相声,在同行中享有很高威望。张寿臣很喜爱这个面容清秀、欢眉笑眼的男孩子,就收为授业弟子,亲传技艺。同时代师收常连安为师弟。不久,张寿臣介绍他们父子到北马路宝和轩献艺,由常连安为子捧哏,一炮而响。此后又在侯家后义顺、北大关志成信、鸟市聚英、宫银号天睛、北马路北海楼、南市燕乐、通海等处担任中场相声,最后代替张寿臣、陶湘茹为刘宝全担任“倒二”。在与金万昌、常澍田、王佩臣、高五姑、陈士和等前辈艺人同台中,受益殊深。此时,常连安为小蘑菇起名常宝堃,张寿臣也为其取名立侗,均末叫开。小蘑菇的艺名却红遍三津。特别是在仁昌、青年会电台直播节目后,更是家喻户晓。由于小蘑菇成为一代相声艺人的代称,所以常连安次子宝霖、三子宝霆、四子宝华就按序以“蘑菇”为名,经过父兄的教海,加之不断投师访友,在“娃娃红”后,逐渐成长为优秀相声艺人。

  常连安艺术素质很好,是个声相兼长的相声艺人,他由于荡迹江湖有年,颇知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,他不仅上台为子捧哏,精密烘托,台下也坚持不懈地钻研相声技艺,和儿子一起勤学苦练。他晚年曾自豪地说:“上台不分大小,下台可得立规矩,在家里我是宝堃的父亲和辅导员,可是学相声我们又是同学。”除了张寿臣的传授外,还不断向马德禄、郭瑞林、焦德诲、焦少海、周蛤蟆等著名艺人请教,刻苦实践,有时一天要赶三家剧场、两家电台,由于逗捧一起学,技艺提高得很快。他们父子合演的《天文学》、《大上寿》、《大保镖》、《对对子》、《父子诗》等,都有娴熟的技巧和解颐的笑料。常连安常教育子女:多学能耐,别贪玩,艺不压身,别荒废功夫。为了练好《学四省》、《山东二黄》、《上饭馆》、《拉洋片》一类“倒口活”,常连安总是认真学,反复练。为了学山东话舌根硬,他曾用妻子做针线活的尺抵住舌低试着找准发音位置,反复练习。三十年代,相声还没能普遍地登上舞台,常连安携子上园子,登电台,走堂会,在净化相声语言,提高艺术表现能力上做了不少努力,使自己和儿子们都进入了“名角”、“好角”的行列。

  三十年代中期,童伶“小蘑菇”十二岁,常连安三十六岁,爷儿俩站到台上很好看,逗捧之间虽长幼有别,但作为小孩儿向大人撒娇,滑稽巧辩,俗不伤雅。“小蘑菇”生得招人伶爱,逗人发笑,十四岁时仍然稚气未消,脸上似嗔似喜,又显得早熟。在《铃铛谱》、《反正话》、《切糕架子》中,父子逗闹有些谐语仍能归于天真淳朴。到宝堃十五岁时,常连安三十九岁,这时《天声报》发表了观众意见,电台也转来过听众来信,提到有些笑料俚俗,认为父子不宜过分玩笑。这些信给了常连安很大的启发,他拿着信跟全家和一些亲友进行了认真地研,听取了大家的各种意见后说:“最好马上给宝堃找棒哏的,我们爷俩儿不能使一场活。”宝堃恳请缓两年再分开,常连安却坚持立即分,理由是:“宝堃是该换一套活啦!不能再使‘小孩哏’了;艺术这事,行百里者半九十,何况你正式说相声才五年,还是请个好捧哏的吧!”就这样促成了常宝堃与赵佩如合作。

  常、赵两家本来有交往,宝堃和佩如幼年常在一起,情同手足。赵长常八岁,艺名“小龄童”(另有艺名“宝琛”,是焦少海给起的,一直末用),曾由焦德海、少海父子传艺,在京津一带演出,有坚实功底。唯因音量窄,难响堂,未能红紫。二十岁后由杂耍园子返回东兴市场相声大会,逗捧兼长,尤擅捧哏。常连安觉得他与宝堃合作对双方均有益处,就亲自敦请。又宴请了张寿臣、陈荣启和连兴茶社的相声艺人,从此“小龄童”用赵佩如名辅佐常宝堃,他们密切合作了十四年之久。当时也有人提出:父子相声名震三津,一旦换人,深恐“小蘑菇”夭折。常连安却认为这是从“小孩红”过渡到“成人红”的必经之路。他经常敦促常、赵互相倚重,互相砥励,互通有无。他们共同创作或改编了不少新节目,如《影迷离婚记》、《家庭论》、《封建婚姻》、《新灯谜》、《牙粉袋儿》等,把对口相声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  常氏父子在这时灌制了不少唱片,如《小孩语》、《相面》、《闹公堂》等,“二蘑菇”(常宝霖)擅演“贯口”节目,常连安又为他捧哏,在京津一带演出。常连安定居北京后,又敦促三子宝霆、四子宝华练功。1939年,常连安在北京西城区创建了启明茶社,邀请京津相声艺人日夜联合演出,以“相声大会”形式出现在小型舞台,较之“撂地”进了一步。常连安身兼业务主持、教师、演员三职,他对参加演出的同行提出三点要求:①要演完整节目,演出时尽量穿长衫;②使活要“归路儿”(规范之意);③要净化语言,演出前要在后台认真准备。

  这个相声阵地延续十年之久,不少著名相声艺人如刘德智、华子元、赵霭如、张寿臣、侯一尘、于俊波、郭荣起、罗荣寿、白全福、王长友、王世臣……都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。一些青年演员如孙玉奎、赵春田、苏文茂、于连仲、于春藻和常氏弟兄宝霖、宝霆、宝华等,都在这里得到了锻炼。

  常连安在启明茶社主持业务的十年,也是常氏相声蓬勃兴起的十年,他在向子传艺、为子捧哏中,不断积累,丰富相声技艺,自身表演能力也不断提高。他除捧哏外,还能逗哏和说单口相声。他口齿伶俐,台风潇洒,长于摹拟人物声音形态,各种“杂学”维妙维肖,不论哪类相声节目和高难度技巧,他都要亲自排练演出。他对相声《当行论》,进行了较大的加工,其中当行人与卖估衣的老者的对话,就是从生活中发现的。

  1951年成立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,常连安任团长,他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,除了统筹全团业务,还进一步钻研单口相声、太平歌词,并向弟子高元钧学唱山东快书,有时还主动担任报幕。

  由于常连安业务上是多面手,经常随团下厂和赴外地演出,有时每月要演近百场,他从无怨言,也从不索取额外报酬,只是把排练演出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。常宝堃赴朝慰问演出牺牲后,他不愿涉猎对口相声,但根据工作需要还是抑制悲痛,为张寿臣、赵佩如捧过哏。在《黄鹤楼》、《对对子》、《八遍安》、《福寿全》、《婚姻与迷信》、《恋爱漫谈》、《财迷回家》中均有精彩表演,他演唱太平歌词《白猿偷桃》、《雷峰夕照》、《刘伶醉酒》、《抗日英雄赞》等,能在铺场中即兴创作笑料,成为保留节目。更可贵的是,为了丰富曲种,常连安还挖掘了“十不闲”参加1957年第一届曲艺杂技会演。

  六十年代初,他在繁忙的演出中,仍抽暇排练民间戏法,准备了“仙人摘豆”、“九连环”、“罗圈当当”等节目,时常在市内和外地演出。1961年市文化局举办魔术会演,他的“手彩”、“罩子”和铺垫说白,引起了与会者莫大兴趣。最能说明常连安思想飞跃的还是改编表演的单口相声。建国后单口相声创作一直是薄弱环节,常连安排除一切干扰,集中精力投入艺术创造。他说单口轻松活泼,口锋轻俏,神态逼真,动作幅度大,善于和观众“搭钩”,是一种有别于“讲述”的“演述”。他不仅常演传统节目《赛康节》、《别扭上学》、《山中奇兽》等文哏,还把《山东二黄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杂学唱》、《哭笑论》等对口节目改为单口。他还整理了一些“小八棍儿”,如《谢学土》、《君臣斗》、《山东斗法》等,还加工演出了新作品《追车》和《大师兄闹衙门》。……为单口相声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  1961年孟冬,天津市文化局举办了“常氏相声专场”,常氏一家祖孙三代演出了丰富多彩的相声节目。远在兰州的常宝霖偕伙伴全常保来津演出了《戏魔》、《洋药方》、《报菜名》;海政文工团的常宝华和李洪基合演了《昨天》、《水兵破迷信》、《买卖话》,又为侄儿常贵田捧了《黄鹤楼》、《一封信》等;常宝丰也和赵佩如合演了《五红图》;“攒底”由常宝霆、白全福合演《不同的风格》、《百花盛开》和《梦中婚》。常连安除在中场演出单口相声《当行论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黄半仙》外,还和宝庆、宝丰、贵田、贵祥合演了新编群口相声《老少对》。

  1963年春,常连安随天津市曲艺团南下演出,因劳致疾,1964年组织上安排他退休。常连安不顾肝病折磨,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从事艺术工作,1966年不幸病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