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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13-05-22   作者:本站编辑   来源: 未知  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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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0年代初,我从天津到沈阳,参加相声大会后,便在沈阳西北市场“会文茶社”(西北市场东公遇里胡同),有二百多个座席,天天客满。那时还是另打钱,每段三分。每个人的收入也很可观。

  我逗,彭国良给我捧,有时候与傅兰英合说,这段她逗,下段我逗。

  演出形式,比以前有了变化,虽然还用“场面桌”,但改成两个人都站着说了。桌子里边站一个,桌子外边站一个。因为这时候已经有小舞台了,三面面向观众。

  我们有时候也出去参加综合性晚会,就是什么节目都有。一般都在大剧场,开始去掉场面桌,由两名演员站着说。

  在沈阳,我是第一代女相声演员。在天津,我是第二代。第一代女演员有:于有福、小明星、刘玉凤、回婉华、潘侠男,她们属“宝”宇辈,和侯宝林同辈。

  我拜师时,侯宝林也参加了。和我同辈的女相声演员,有魏文华、张小燕、方国华、韩秀英、傅兰英、张××、高秀琴、贺荣珍。

  我于1933年4月11日出生在天津市,自幼喜爱文艺。我的家住在天津“聚华剧场”附近,那里经常演评戏,我和姐姐老去听戏,有时还能唱几句。我姐姐叫姜凤玲,比我大3岁。

  我家看我姐姐喜欢评戏,便托人请位老师教评戏。老师叫李宝全,是天津有名的评戏演员。

  那时候学徒,可以到老师家去,也可以花钱请老师来家教。我姐姐就属于后者。她师父一来教戏,我就跟着学。反正是个小孩,李老师也不在意。

  时间长了,不但我姐姐学会唱评戏,我也学的差不多了。这便是家庭的熏陶吧。  ‘

  我姐姐1l岁出徒,能登台献艺了,便加入天津市“聚华剧场”的小科班演出。我也跟着去,在后台给倒个水、拿拿东西什么的。后来跟那里的人混熟了,我便要求留在小科班,跟姐姐一块唱评戏。

  人家听找一唱,说我“五音不全”,不要我,但又见我喜欢艺术,有点艺术天才,便介绍我去学相声。

  那时候,学相声是三年满徒,吃住在师父家里,跟家人一样,但是你得给师父家干杂活,上街跑腿、哄孩子做饭,什么都得干。出徒后,得给师父挣一年钱,叫做“效力一年”。

  我家住在天津市里,到师父家去学“活”(指相声),回来自己练习,练习差不多了,再到师父家去,请师父看,认为可以了,再往下学。有时候师父领着我一块说,先学“子母哏” (注一)学的差不多,有一定基础了,再学“贯口活”。 (注二)

  学相声跟学戏一样,不论男女学员,早晨起来都得喊嗓子,练嘴皮子功夫,像《绕口令》“吃葡萄吐葡萄皮,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……”

  这些基本功都学的差不多了,才开始练习“一头沉” (注三)的活。

  我师父杨少奎是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,教得好,又认真,又加我以前跟我姐姐的师父学过评戏,有了一定的基本功,所以算“带艺进门”,只学二年就出徒了。

  开始,跟我师父说一些适于小孩表演的段子,像《六口人》、《切糕架子》等等。

  那时候学徒是,师父口传心授,徒弟死背硬记,不像现在。有文字本可以看。

  因为我不在师父家住,只是到他家去学习,人家也不要报酬,只是逢年过节送点礼物表示谢意。

  16岁出徒之后,就跟师父在天津鸟市“声远茶社”演出《八扇屏》、《连升三级》、《大改行》、《戏迷药方》等传统段,我没撂过地(注四) 。

  在茶社和我们同台演出的,有范振玉、高英培、班德贵。范振玉和高英培是我叔伯师兄弟,班德贵比我大一辈。

  那时候,女的学说相声,排辈,但不凡什么字,也不改名。我是“文”宇辈的,像刘文亨、苏文茂、刘文亮、刘文珍、王文进、刘文前,都跟我同辈。

  我是学逗哏的。学逗哏的女演员还有潘侠男,张小燕、魏文华。

  捧哏的不好学,但出徒之后,捧哏没有逗艰挣钱多。学什么,得根据本人条件。

  当时,相声演员在茶杜演出没有舞台,演员在中间,转圈是观众。有一张场面桌放在观众中间,桌子放着一块醒木,两把扇子,捧哏的坐在桌子里边,逗哏的站在桌子外边,两个人脸对脸地表演。

  说完一段相声之后,男演员们到观众中打钱,女演员稍事休息。打钱的男演员拿着小笸箩,观众把钱扔到小笸箩里。一段一二分钱,打完钱继续演。男演员多,大家都下来打钱,也很快。

  演出时间是,从上午九点开始,一直演到晚上九点半。所有演员都在,大家轮换上场,轮换吃饭。所以,每个演员都必须会二三十块活,否则頂不下来。不像现在,会个一段两段的就敢上台演出。

  经常演出的段子,有《大相面》、《大保镖》、《反七口》、《六口人》、《五红图》、《铃当谱》、《富贵图》、《哭笑论》、《丢驴吃药》、《暗八扇》等。

  50年代,相声学员都是个人临时组班演出。有人掌班,组织五六个人够一场活就可以演出了。

  1954年,师世元和高秀琴(师圣杰的父母)夫妇在沈阳城里公余茶社演出,业务很好,便写信到天津,邀我们来演出。同来的,除我和师父之外,还有魏文华和魏文亮。

  公余茶社有一百多座席,演相声专场,还是一段一打钱,按人分钱.一个人一股,学员一天给五毛。

  不久,小立本、冯立章也从天津前来参加演出。在我来之前于春明(艺名“小北瓜”)已经在公余茶社演出了。

  第二年,师世元、高秀琴、于春明要去抚顺,小立本要去营口,我们这个班子便散了。我参加了佟雨田他们组织的沈阳相声大会,从此便留在了沈阳。

  当时的相声大会,有佟雨田、彭国良、王志民、王福田,朱文志、汤民一等二十来人。老演员有白万铭、白银耳,女演员有傅兰英(金炳昶的爱人)、胡静波、胡静茹(学员)、汤艳杰(学员)。胡静波和胡静茹是亲姊妹。

  女的学相声,学“捧哏” (注五)的多,学“逗哏” (注六)的少。捧哏很不好学,你得捧的是火候,到时候给翻过去,“响”了才行。这个火候很难掌握,杨海荃捧得最好,不仅在沈阳,在全国也有一号。

  从出徒开始,我们女相声演员一直穿旗袍。演“腿子活儿” (注七)象《汾河湾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黄鹤楼》时,穿长袍。

  我与男演员一起去过西安市、郑州市、南京市、南宁市、济南市、大同市,柳州市演出。

  1970年在佳木斯演出时,市电台录制播放了我的《戏迷药方》和柳活儿(注八)新段《楼上楼》。

  1971年,黑龙江省电台和吉林市电台,录制播放了我演出的《戏迷药方》和《五红图》。

  辽宁省电视台刚刚成立时,为我们录制演播了“群活” (注九) 《法门寺》,参加演出的有彭国良、韩刚甲等人。

  在老演员中,名气最大的白银耳,久占沈阳,我多次和他同台演出。相声讲“说学逗唱”,他说的好,从来不唱,擅长演出《山东家信》等段子,内容是讽刺一个不识字不学习的人。所以当时流传有“关内的蘑菇(注十) ,关外的银耳”。